上海人的圈子
“伏帝魔”
在中国有一个神奇的群体，叫做“伏帝魔”。和哈利波特没什么关系，这是一群潜伏在帝都的魔都人，长期忍受着身边同事和远方上海亲友的误解，却很少出来为自己正名。
这倒不是因为这群人太少或者没有话语权。事实上，愿意跑到北京的上海人，往往都是从事科创、文化工作的，文化水平也不低，收入水平不低，不然北京绝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把他们从魔都吸到自己的身边。他们不愿意多说什么，纯粹是因为说了也没有人会懂。
也许这源于一种上海人发自内心的傲娇，到了北京也死性不改。
突然说起这群人，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以他们作为今天话题的引子，其实源于最近沪上饱读诗书的那位流浪汉。
看完了对他生平的报道，勾起了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思考和回忆。那的确是中国最繁花似锦的城市，在到了北京之后越发让人笃信了这一点。但上海之大，其实有时也容不下一个上海土著的肉体和灵魂，逼得他们出走他乡，或是和流浪大师一样在街边放纵自己的思想。
怀着梦想从家乡来到大上海，却尚未能安身立命的朋友肯定觉得我是在矫情。一个上海土著，最起码有房有车，能在最好的家乡找到稳定的工作，生活岂不美哉？还有什么可自我流放的，肯定是吃饱了没事干。
但请你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你离开家乡进入北上广，真的只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只是为了能买一套房么？如果是这样，在当地考一个公务员照样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又何必挤破脑袋冲进能挤到怀孕的二号线呢？
无处安放的灵魂不问出处，更何况在一个灵魂转生在上海的时候，未必就选对了属于它的圈子。
圈子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对上海人来说也不例外。在上海，不同的圈子有与外界印象截然相反的习惯，比如上海的精英阶层并不排外；在上海土著嘴里，“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样都是骂人话等。
但可能是因为方言难懂的问题，上海和广州的土著生态其实一直不为人所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鲜明的北京土著的形象。所以要说清楚上海土著的圈子，不如先从北京来看。
北京土著的圈层，大概可以分成四层：贵族遗老遗少（比如于谦老师的父亲）、南城市民（大张伟老师再典型不过）、郊县农民（从门头沟到昌平无人不知）、建国后支援首都的全国人民（以华北的居多）。
除了最后一者以外，其他三个圈层几乎是在同时形成的。这和北京这座城市的首都性质有关系。一声令下，人民便四方云集，同时构建起了这座城市的人文结构。
而上海更像是太湖平原向东延申的一个岛国，其上的文化与圈层，是一层一层覆盖上去的，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和特质。
后面的一层不断地把前面的一层盖进历史里，所以大家谁都知道什么是“老北京“，但具体什么才是“老上海“，上海以外无人知晓。
买办精英圈层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贵族，与北京遗老遗少对应的上海圈层被称作“老克勒”或者“小克勒”，有时也简称为“老开”、“小开”。
克勒一词源于英语“clerk（职员）”，也就是当年上海各国洋行的职员，说白了就是买办。所以我从不反对有人指出上海的精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买办文化，这段历史没有否认的必要。
但如果一味贬低买办文化，那也是不客观的。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买办是中国民间精英中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一群人。他们对当时先进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没有他们作为中间介质，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隔阂便无从打破，也许我们就会沦为印度那样的国家。
当然在作为介质的过程中，根据个人品行不一样，有的买办后来转投民族实业，有的买办则成为了隐性的汉奸，这便是另一个故事了。
他们是土著里来得最晚的一批人，毕竟这个圈层的诞生有赖于上海的经济基础已经比较好，能够承载起复杂的采购和金融服务。之所以把他们放在第一个来介绍，是因为“克勒”们本身的知名度就比较高，也是全国人民心目中上海人的经典形象。
和北京贵族占据了三环里一样，上海的这批民间贵族也聚居在城市的中心，内环以里，大概是从静安区到黄浦区一带。除了新生的浦东以外，这就是人们印象中上海最繁华的地区，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就是这里的故事。
他们优雅，是中国第一批穿西装喝咖啡的人；他们有情调，唱《夜上海》的旗袍美人是他们的最爱；他们崇洋，对西方和日本社会的了解甚至深于对祖国广大未开发地区的了解，带来先进理念的同时也留下了“精日”“精美”的糟粕。
真的要说起来，这些人对上海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感情。这大概是买办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片对他们来说有吸引力的土地，必须是很好的名利场。一旦这块土地上无利可图，或者在别处有更好的选择，便毫无留恋地割舍而去，也许连自己的足迹都不想留下。
也正因对城市没有太多留恋，这些人对外地来客而言也有一个好处：他们并不排外。你对他们的价值，决定了他们对你的估值，只要是他们用得上的人才就不问出处。
商业文明在中国太稀缺，只能从这些不招人待见的大买办开始自上而下地慢慢改造人们的价值观。而上海正是他们的试验场——如果你愿意承认上海是一座包容性很高的城市的话。
时至今日，实打实的买办在上海已经不多见，其地位也不那么高。甚至“克勒”这个词，也有了一些异样的变化。在上海土著的话语体系中，称呼一个人是“克勒”是褒义还是贬义要以这个人自身的情况来判断。
如果此君真的是儒雅优美，收入颇丰，那便是充满羡慕的褒义；如果此君只是外强中干，那“克勒”便是一种挖苦——模棱两可的酸话似乎是长江流域的特色，从成都到上海概莫能外。
上海土著真正的中坚
很多人会疑惑于上海的割裂：一面是洋气繁华，讲究排面和优雅；另一面却是穿着睡衣上街的大妈，还有飘荡在每家每户窗前的万国旗，从被单到内裤无所不有。（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穿睡衣去买菜的大妈在上海的确是有的，但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
但这一点也不矛盾。在北京贵族用铜锅涮肥羊的时候，南城百姓不也在吃卤煮火烧么？高贵优雅永远只是一小撮人的生活，构成一座城市更大基础的还是普通市民。而普通市民的生活本就是下里巴人，缺乏意境的。
上海的市民圈层，其实和老北京南城在本质上一般无二，只是多了一些市侩气。
这怪不得他们，市民所能接触的精英，决定了市民崇尚的文化。北京遗老遗少生活无忧，以研究文玩、遛鸟逗虫为戏，南城老北京就有样学样，躺着成了历史掌故专家。而上海市民目力所能及的顶尖人物，都是商业巨子，所以他们也学着计算自己的生活，力图把金钱利益最大化。
可惜市民阶层学习上流社会时总会显得不伦不类。有钱人算账，分分钟进出几百万，让人觉得是在做大事情。穷人算账，无非买葱那两毛钱，便让人觉得是在斤斤计较。精算数额的差异，给了人完全不同的观感，让上海的市民形象在全国人民心中，尤其是在北方人眼中显得不堪。
早年间还有这样的段子：一个外地人在上海问路，竟被要求收费。上海市民闻之皆愤然，但理性地想一想，这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个倒霉的外地人，很有可能是落入了这个属于小市民的区域，而上海市民文化与中国国民文化的异质性，让双方都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异质文化的区域，在上海大致位于内环内层一圈到中环附近，包括长宁、普陀、闵行、徐汇、杨浦、虹口等区。不过这是新世纪以来大搞拆迁之前的分布，现在这群人有不少已经离开了这些地区，到过去他们所看不起的郊区定居了，从嘉定到浦东都有。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去归纳这个市民阶层的话，“原教旨上海人”会是一个不错的名词。上海声名在外的“排外”行动，便是他们的杰作。
在这些老上海的话语体系中，“外地人”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负面词。
因为外地人没有户口，也就无法享受到上海发达的社保和医保体系，孩子也无法接受上海先进的教育，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群注定要被自己踩在脚下的人。所以上海的丈母娘很难接受女儿和外地人谈恋爱，上海的婆婆也经常为难外地来的媳妇。
比“外地人”更充满恶意的咒骂，是“乡下人”。在这些老上海的眼里，出了大上海，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从上海近郊到新疆喀什，没有例外。而乡下人意味着缺乏原始财富，缺乏教养，更没办法和上海市民相抗衡。廉价的优越感也就在这一声咒骂中建立起来了。
他们全然不知道，在市中心喝咖啡的大佬们也把他们归为了“乡下人”，更不知道微博上的王总把他们归类为“沙雕”。是的，他们很多连上海市都没有出过。
霓虹灯背后的村庄
但也仅此而已了，户口是这个市民圈子聊以自慰的高台，也是限制他们冲破困境的围城。
一个典型的上海老小区，本质上就是一座村庄，邻居们从祖上三辈开始就是邻居。只不过爷爷辈可能是从自己盖的滚地龙（一种茅草棚），而后辈则是搬进了共和国提供的公房里。公房就是筒子楼，一家一户的建筑面积不过50平，如果分到了石库门，甚至会更小。
一个上海孩子能够想象的最大的房子，是一件100平米的套间，如果还有一个LOFT，那便是富豪级的住宅了。
对于今天的上海至关重要的三波经济高潮——国有工业、外商投资、金融转型，对这个阶层来说太遥远。无论是宝山拔地而起一座巨型钢厂，还是陆家嘴漂亮的金融区，抑或是张江高新技术园区的落成，都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不屑于和蜂拥而至的外地人竞争，因为他们有户口，而外地人没有。
在这个圈子里，人们讨论最多的事情是退休工资和家长里短。也许还有房，但是他们没有钱买：
“张家老头有5000块钱退休工资，不愧是事业单位出来的。但是他儿子不孝顺喏，赌博吸毒把老头子那点钱都败光了。”
“是的呀。欸对了，我跟你讲哦，李家姆妈把房子卖掉了，就为了给女儿去香港读书，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重视教育在这个市民阶层也是非常稀缺的观念。他们羡慕高薪，羡慕高学历，但至于究竟如何利用好上海的教育资源，让孩子有机会成为大买办式的精英人物，他们心里并没有谱。很多家长直到孩子进入中考高考分流的前夕，才意识到下一代终究会变成自己一样的小市民。
补救方法是没有的，唯有托关系找人，把孩子塞到某一个事业单位，看有没有机会混一个编制。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上海年轻人就个个上过大学。虽然由于人口基数少，招生名额多，上海的高考的确相对容易一些。但在中考和高考中，一样会有分流，会有大量平凡的学生进入中职、大专。如果这些人此后没有更多想法的话，便会周而复始地重复自己父辈的生活，在地铁里挥舞小绿旗，等着有一天能坐进岗亭，涨500块钱工资。
而那些考上了大学，拥有高学历的上海孩子，也未必就能顺利进入经济社会。和全国家长一样，在上海市民家长的心里，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仍然是金饭碗。他们会催着孩子参加公考，而放弃自己的爱好——这些家长自己没有建立足够的经济基础，对能否支撑孩子此后的人生有疑虑。
沈大师这个网红拾荒者，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我差点也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都逃离了。
也许是我们都意识到，这个深埋于霓虹璀璨的大城市背后的市民社会，和很多人回不去的家乡村镇没有区别，甚至更恐怖。
不满于县城的年轻人可以去大城市打拼，而我们无处可去，生而于斯，想买一套便宜的房都做不到。它还是一个非常低级的熟人社会，在县里你还有可能和县长攀上亲戚，而在这个圈层里，你不可能认识市长。它什么也帮不到你，只会吞噬一个人的梦想。
坦率地说，深陷在这个地方的小市民都不是坏人。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和受到的教育，让他们的行为只有商业社会市侩的一面，而没有商业社会最重要的自我优化的一面，背负着外界误解和骂声，自顾自地在围城里过自己鸡毛蒜皮的生活。
真正的“本地人”
说到这里，我得提醒在上海打拼的朋友，千万不要轻易在一个上海人面前说TA是一个“本地人”（可以说是土著）。在精英和市民听来，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它本来是用来形容郊区农民的。
正如前文所说，上海的人群结构是像比萨饼上的馅料一样，一层一层覆盖上去的。历史上第一批来到上海的人，是明清两代前来拓荒的苏南农民。这些人最早生活在青浦、嘉定、金山等淤积成陆较早的地区，从事农垦。他们是太湖平原的弃婴，是耕地紧张下不得不外出拓殖的一批人，也是上海这块年轻土地上最早的居民。
而洋人、大买办和服务于两者的市民阶层，是后来者。所以在他们的话术里，本地人是用来形容这些农民的。而事农在一座商业城市里是卑贱土气的行为，“本地人”就变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操着和市区不同的方言，对中环以里的世界并没有什么认同感，现在还有老人会说“去上海”这样生分的话。城里人只会在周末郊区游的时候才会和这些人在农家乐里相会。年轻人可能接触得更多一些，因为上海新的大学城和工业园区一般就建在本地人的王国里。
本地人很富有，这笔原始财富来自拆迁的补偿费。他们会在自家的农地上快速盖起摇摇欲坠的三层小楼和猪圈，以求多拿点钱。
本地人也很贫穷，除了拆迁分配的房和钱以外，他们一无所有，从知识技能到生活审美都很贫乏，有时还会怀念在地里干活的日子。
本地人很勤劳，他们在脱离农民身份之后很快就能在家附近找到农民工的工作。如果你在张江高科上班，发现有保安大叔和保洁阿姨开着中档车来上班，用你听不懂的方言聊天，那一定就是本地人。
本地人也很懒惰，他们对城市生活和财富代价传递几乎没有概念，拿到拆迁款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辆奥迪SUV，闲暇时在新村里搓麻将，等待财富耗尽。
本地人的圈子即使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谜。但我知道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属于上海的市侩和精明，保留着一份淳朴。如果你愿意耐心听他们用塑料普通话吹牛的话，你很快就会和他们交上朋友，时不时就能收到他们送来的水蜜桃和糯米糕。
这就是上海人的世界，一个由来来去去的买办精英、庸庸碌碌的小市民和嘻嘻哈哈的本地人构成的，相互平行的三个圈子。
本回完